阎石：对于磨玻璃结节，抓好手术的时机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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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北京的肺癌患者，在2009年发现肺癌时已属于中晚期，随即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进行了手术等治疗。幸运的是，这位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11年来每一次复查，都要特意挂阎石大夫的号，每一次都不仅愉快而且叮嘱细致，事实证明，阎大夫的建议中肯而科学。患者的儿子诚恳的表示“对我父亲来说，阎大夫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患者和家属的信任让我倍感荣幸，但医生毕竟也是普通人，只不过多一些专业知识罢了”，阎石坦诚地说。虽然获得了很多患者的认可，阎石仍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是很难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主任医师阎石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很坦诚地告诉他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存疑的哪些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他也会去咨询很多人，兜兜转转之后，他才会觉得还是你说的对，然后才开始信任你。”

“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过上几招，才会产生信任。”阎石幽默地说。
他坦言：“我个人不是很欣赏一种回答：当一个人问你风险多大时，你的回答是，‘摊上了就是百分之百，没摊上就是零’，这种回答实际上是一种‘话术’，相当于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因为再小的概率，抑或再高的概率，你都可以这么回答，对患者没有产生任何帮助。”

而早癌筛查对一个人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我个人认为，一个人最起码在40岁时要去做一次筛查，做个CT、留个底，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阎石说：“如果家族成员中已有人被确诊为肺癌，建议你更早些去做筛查。”

“在进行早癌筛查时，有些人的肺部会筛查出磨玻璃结节，但结节是否等同于癌，是下一步的事。”对于筛查结果，解读的人很重要，不同的人甚至会做出相反的判断。
阎石认为，早癌筛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组成部分：用低剂量螺旋CT进行检查后，得出的筛查结果是客观的，对这个结果的分析就是主观的——如果出现了结节，是高危还是低危？是手术还是观察？这就对专业医生提出了很高要求。

“主观和客观是不能脱节的。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你没有办法保证所有的医生都是过关的，全世界的医生都良莠不齐。”阎石并不讳言医生之间水平的差距，他说：“早筛的结果只是潜台词，只有专业靠谱的医生，才能对这些潜台词进行合理的解读。”

“很少有人能经得起现代医疗仪器的精密筛查、体检结果是完全正常的，多少都会有问题。”阎石说，这个问题是需要治疗，还是仅需要修正生活方式？或者就是一个良性的，观察就可以？需要专业的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

不久前，一位杜姓中年女子在进行早癌筛查时，肺部发现了一个磨玻璃结节，她找到阎石，非要做手术，切之而后快。

“这类过于焦虑的患者还是很常见的，焦虑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当地有医生告诉她，你这个磨玻璃结节就是肺癌，却没有解释清楚，造成了她的焦虑。”阎石明确告诉杜女士，这个磨玻璃结节是一个低度恶性、惰性的肿瘤，治疗时机的选择很重要。治疗过早、过于积极，手术反而会使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得不偿失；或者说，早治和晚治，效果都一样的话，显而易见，肯定越晚治疗越好。

也有一种情况，即医生也不能确定这个结节会一直很安全。“那我就会明确告诉患者，通过按时复查的方式来观察它的变化，我就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来判断这个结节将来会发生怎样的进展。”

“和她的前一个信息源相比，如果你的解释清楚明白，她理解了，就会取得她的信任；但如果你也没有讲清楚，她就会更加焦虑。”阎石坦率地说，“所以，对于我们能够确定的事情，我会告诉她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答案无法确定，既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那我们就尊重她的选择。”

在好大夫网站上，目前已有242名患者给阎石投票打分，他的“疗效满意度”和“态度满意度”都是100%。

“患者都希望医生态度好，治疗结果好，其实有时候结果并不好，毕竟病情在那里摆着。”阎石指出。不过，如果在医疗过程中，你能给予患者心理上的支持，帮他出谋划策，给他一定的帮助让他不再迷惘，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他就会认可你。

实际上，诊疗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患者都满意。今年让阎石印象最深的一位患者，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心脏疾病——三支病变（指供应心脏的三支主要血管同时出现了冠脉狭窄），前不久又发现肺里有个结节。当地心脏科的医生告诉他，心脏是没有问题的，先去治疗肺的问题。

然而，经过全面检查，阎石认为这个肺部结节目前的风险并不大，就向患者反复说明，肺暂时是很安全的，要先把心脏的问题处理好，再来治疗肺，没有收他进病房。患者当着阎石的面认同了他的建议，转身却到医院的相关部门投诉，说阎石不接诊，必须收他进病房才算接诊。

“实际上，当地心脏科医生告诉他心脏没有问题，是指他正常生活没有问题，但那位医生根本不了解肺部的问题要怎么处理，根本不知道我们处理肺部问题的时候，对心脏的打击会有多大。”阎石说。

他认为，当地医生之所以告诉患者“心脏没问题”，也是出于好心，是希望患者不要受到肺部问题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不能说大家都是好心，最后患者却没有获得什么帮助，那我们就不是医生了，我们成了好心人了。”阎石告诉记者，我们要做一个好心人，但更要做一个有专业背景的好心人。

疫情期间，很多患者通过网络平台问诊。一位问诊者徐先生的母亲得了肺癌，阎石建议他带母亲去做放疗，徐先生一再以“母亲心理承受能力差，不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为由，拒绝了阎石的建议。

阎石告诉他，“现在信息这么发达，隐瞒病情不过是亲人之间避而不谈罢了，隐瞒病情不能是不接受标准治疗的借口。”听了这句话，徐先生立刻放弃了执念，答应立刻为母亲安排放疗。

阎石入木三分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人都讳言死亡，这是一个让彼此都心照不宣的话题，而为了绕开这个话题，会走很多的弯路。如果这个弯路并不影响整个治疗的进程，我们是可以帮助隐瞒的。比如说患者的病程处于早期，做完手术不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只要定期观察就可以了，那你愿意告诉他是什么病，我都乐意配合，把问题说的模糊一些，慢慢渗透，让患者更能接受。如果患者术后还需要进行治疗，你要是不告诉他实情，就是不理智的，后面的治疗就没有办法延续。

“为了一个谎言，让治疗变得不标准，就得不偿失了。”阎石强调。

美国著名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所著的《最好的告别》这本书，给了阎石不少启发：一个人对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终点这件事，是有预感的。身体状况的好坏，自己最清楚。有些人之所以会恐惧，就是因为你告诉他的事情，和他的自我感受不一致。你告诉他正在好转，他却感到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就会怀疑你，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再相信。

“如果一个人能放下对疾病的恐惧，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才会比较安详。”阎石认真地说。